老虎环球基金雇佣贝恩资本,向三分之一的投资组合公司发出投资意向书,却从未见过这些公司的CEO;NEA基金从3.5亿美元膨胀到68亿美元,一半资金用于回购旧LP份额;连律师、天使投资人都涌入风投赛道,2021年的市场狂热让任何认识有钱人的人都成了VC。
然而,乌克兰战争与宏观收缩让估值瞬间腰斩,曾以40倍估值下注的项目变成烫手山芋。如今,A轮估值虽创历史新高,但交易量腰斩七成,市场呈现极度分化——顶级早期项目依旧抢手,普通公司却难觅买家。
对早期投资人而言,这意味着更高的筛选门槛、更严格的治理要求,以及围绕DPI的生死考验。跨境投资的税务壁垒、地域竞争格局与AI等新兴赛道的地域差异,也在重塑资金流向。
在伦敦全球风投路演日的炉边谈话中,三位身处风投一线的专业人士——Brown Rudnick(博瑞律师事务所)的尼尔·福斯特、斯科特·斯梅德雷斯曼,以及资深风投安德鲁·雷蒙德——复盘了这场行业巨变的来龙去脉。
正如安德鲁所说:我们不是今天买明天就卖的短线交易者。在这个最好与最坏并存的时代,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NEA等老牌基金20年间规模暴涨20倍,从3.5亿膨胀至68亿美元,改变了整个行业投资逻辑
3.老虎环球基金等对冲基金撒钱不见人的跨界投资模式在2021年达到顶峰,随后瞬间崩塌
4.当前市场呈现极度分化:A轮中位数估值创新高,但交易量暴跌60-70%
5.横盘就是新的上涨成为新常态,公司收入翻倍但估值持平已属正常
7.跨境投资面临税务壁垒,QSBS与EIS等优惠政策差异成为投资决策关键因素
8.AI投资热潮呈现地域差异,伦敦挑战硅谷AI霸权叙事
主持人,Brown Rudnick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全球科技业务组联合主席(图左)
Brown Rudnick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美国科技业务组联合负责人(图中)
主持人尼尔·福斯特:安德鲁,你从90年代就开始做风投,我们不妨聊聊自2021年高峰期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你观察到的最重大变化是什么?
安德鲁·雷蒙德:我觉得从90年代以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基金规模的疯狂膨胀。90年代末我作为创始人融资时,如果一只基金规模是5000万美元,现在它可能就是6.5亿或5.5亿美元。
以NEA(新企业联合公司,美国老牌风投机构)为例,当时它是3.5亿美元,现在是68亿美元。
这68亿美元中有一半是所谓的延续性工具(continuity vehicle,用于回购上期基金LP份额的投资工具),用来回购上一期基金LP(有限合伙人,即投资者)的份额。所以他们的种子基金实际上是38亿美元。
想象一下,Excel(知名风投基金)从6.5亿美元的基金中向Facebook投资50万美元,估值300万美元,听起来是笔不错的投资。
但问题是,他们还要把剩下的6.49亿美元投入到成长期项目中,而这些项目如果按照DCF(现金流折现法)在真正的股票市场上市,估值会低于他们的入场价格。
安德鲁·雷蒙德:无论你原来多大规模,现在都变得大得多。如果要回答2021年以来发生了什么,我想我们经历了估值的顶峰。
2021年上半年,成长基金试图快速部署资金,理想情况下要在24个月内投出数十亿美元,至少是12亿美元。
他们会说:公开市场上这个SaaS(软件即服务)交易的对标是什么?Salesforce(全球最大CRM软件公司)的交易价格是多少?12.5倍的营收倍数。这个项目增长更快,所以我认为应该是20倍。
像Tiger Global(老虎环球基金,知名对冲基金)这样的基金雇佣贝恩资本(Bain Capital,知名私募股权公司),向我们三分之一的投资组合公司发出投资意向书,而他们甚至从未见过我们的CEO。他们把所有尽职调查都外包给贝恩。
这听起来像个很棒的商业模式,比在这里工作还要好。2021年上半年的一个巨大变化是,他们以疯狂的估值进行投资。这些公司获得了惊人的增长,年同比增长2倍、4倍。
然后突然间,普京入侵乌克兰,Salesforce的交易价格跌到了5.2倍营收倍数。而你却持有着以40倍估值投资的烫手山芋,因为20倍的估值已经被对冲基金跨界投资者和那些巨型基金的竞争推高了。
我认为这些公司不得不降低支出并恢复健康经营。于是高增长消失了。这种我们是Summit(顶峰资本,知名成长期基金),我们投资的退出周期在一到三年之间的想法也破灭了。
即使我给你一个较低的倍数,你也能收回资金并实现复利增长。但这种快速翻倍的模式基本结束了。
所以2021年的融资需要增长到那个股价水平才能盈利。而且没人喜欢二级市场交易,因为那意味着要在财务报表中向LP承认他们亏损了。
基金规模的膨胀创造了一个恶性循环:基金越大,就越需要投资更大的项目来产生有意义的回报,这又推高了整个市场的估值水平。
当地缘政治风险突然爆发时,这种建立在虚高估值基础上的投资模式瞬间崩塌,整个行业被迫回归理性。
安德鲁·雷蒙德:另一个巨大变化是行业准入门槛的降低。过去你必须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才能创办风投基金。
比如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网景浏览器联合创始人,a16z联合创始人)、乔·隆斯代尔(Joe Lonsdale,Palantir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PayPal联合创始人),还有我自己——我经历过IPO和并购,在决定做风投之前并非一无是处。
但现在,连律师都在转型做风投。纽约有多少天使投资人都在尝试募集基金?他们都曾是我的LP,但只有少数人在我的新基金中继续投资。
一个很大的趋势是,不仅仅是一些创始人会成为风投,现在感觉所有人都在变成风投。
斯科特·斯梅德雷斯曼:我在纽约这边看到了同样的现象。2021年,任何在纽约认识有钱人的人,突然间都成了风险投资人。我们看到了FOMO投资者(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错过机会的投资者)的兴起——他们在追逐那些完全不合逻辑的估值。
安德鲁·雷蒙德: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专业经验。市场火热时,创始人看到我的尽调清单——这些问题是我们多年打磨形成的——常常会抱怨:“安德鲁,你的问题太多、太挑剔,我们不适合合作。”
比如我会问:“有没有创始人已经离开公司?”或者换个更尖锐的方式问:“有没有人持股1%以上,却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公司员工?”
在牛市中,很多人宁愿靠泡沫撑过去,也不让真正的VC履行职责。但等到股市,他们又会主动联系我,说“我昨晚熬夜,把你的问题全都答完了”。
创始人们有点懒,只是想靠泡沫应付这些事情,不让真正的风投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突然间,情况变好了。
安德鲁·雷蒙德:这里存在一个根本问题。我在第一本书中谈到,风投交易条款单有两个方面:经济条款和治理条款。
过去的做法是,两位创始人,投资方获得董事会席位,创始人获得一个席位,然后有一个双方共同认可的席位——奇数席位。
可转换债券和SAFE(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Equity,未来股权简单协议)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完全忘记了治理。就像没有监管的加密货币一样。难怪如果没有治理,他们最终都会进监狱。
斯科特·斯梅德雷斯曼:很多新进入的风投实际上并不想要董事会席位。他们没有足够的注意力,不想做这项工作,不想承担信托义务。他们想写几十张SAFE票据,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安德鲁·雷蒙德:这些年轻的新晋风投几乎从不谈论董事会席位,也缺乏足够的专业深度去真正为企业创造增值。
他们中很多人,不论是动用自己的资金,还是替他人管理资金,都过于年轻,往往需要经过十年以上的实践,才能真正理解当初在谈判桌上忽视治理条款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更成熟的创始人往往能够理解治理的重要性——同时,你也可以通过设计合理的条款,让合作变得对双方都有吸引力。
真正的风投工作远不止签支票那么简单,还包括在关键节点提供战略方向,在公司陷入困境时给予支持,以及在必要时作出艰难但必要的治理决策。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缺乏经验的投资者,往往在市场繁荣时大举出手,却在市场下行时束手无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策略帮助被司渡过难关。
这种明显的顺周期投资行为,不仅放大了市场的波动,还让泡沫更大、调整更剧烈,令整个行业更易陷入动荡。
斯科特·斯梅德雷斯曼:当下的市场在很多方面,对很多人来说,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即使在2021年的峰值时期,如果你看PitchBook(风投数据平台)和Carta(股权管理平台)的数据,A轮融资的中位数估值现在约为4500万美元。这比我们在2021年市场顶峰时看到的情况大约上涨了10%。
与此同时,至少在美国,交易总数大幅下降,下降了50%以上。投资金额和交易数量都减少了60%到70%。所以我们的交易数量更少,但估值更高。
我认为,变化的结果实际上是提高了衡量一家企业是否值得投资的标准。因此,我们出现了供需失衡,导致了这种虚高的估值。
安德鲁·雷蒙德: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我有一篇博客,每当股市出现调整,我就会翻出来,稍作更新,然后再次发布。
每次这个时候,总有人说:“股市跌成这样,我现在不会投你们的基金了。”而我的回应总是:“我正盼着股市下跌呢。”
在市场疯狂的时期,无论是种子轮还是后期融资,创始人看到我的尽职调查清单,第一反应往往是:“安德鲁,你的问题太刁钻了,我们不适合合作。”
可一旦股市,他们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嘿,你知道吗?我昨晚熬夜削好了铅笔,把你的问题全都回答了。”于是,情况一下子就变得顺利起来。
我记得有一家真正优秀的公司——名字我就不提了——曾试图以1.5亿美元的估值融资3500万美元。
我告诉他们,以当前的发展阶段,这个融资额过大。结果他们调整为融资750万美元、估值3200万美元,明显合理得多。
那笔交易大约在2021年9月底至10月初完成,正值市场修正。估值回落,让我们的入场价格更低,也为未来在经济复苏时顺利退出创造了条件。
我刚刚完成的所有交易,条款都很干净。标准的1倍非参与式(1X non-participating,清算时优先股股东只能选择按优先清算权或按普通股比例分配,不能两者兼得),没有股息。估值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条款表都很不错。
这些交易非常相似。至少在我经手的交易中,我很久没有看到惩罚性条款了。我刚刚完成了三笔交易,都是种子轮融资,定价在种子轮水平。
估值在1600万美元到2500万美元之间(后估值)。这些数字看起来不错。这已经不是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种子轮或pre-seed轮的4000万或3500万美元了。
安德鲁·雷蒙德:当市场进入修正期,常有人说:“股市后,横盘就是新的上涨,下跌就是新的横盘。”
你会在新闻稿中频频看到类似表述。比如——你自己的投资组合公司可能也发布过这样的内容:“这证明了公司和管理层的实力——即便收入翻了一倍,两年后我们依然以上一轮的价格和估值完成新一轮融资。”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公司营收翻倍,但如果上一轮融资前估值是2000万美元,这一轮依旧按2000万美元来定价。估值停滞的背后,是市场加速成熟带来的两极分化。
顶级项目依然能够拿到优质估值和理想条款,因为优秀的公司始终稀缺;而对绝大多数普通项目而言,投资人变得更加挑剔,门槛显著提高,“马太效应”在风投行业愈发显著。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分化并非坏事。它迫使创业者将重心回归到业务基本面,而不是依赖短期的市场热情;同时,它也让真正有价值、可持续的创新项目脱颖而出。
但对那些在泡沫期拿到高估值的公司来说,要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价格,所面临的压力前所未有地巨大。
安德鲁·雷蒙德:当然。很多人会提到高TVPI(Total Value to Paid-In,总价值回报倍数)和低DPI,这其实就是我的套利机会。
TVPI指基金的总价值回报倍数——假设你投了20家公司,有几家归零,有几家在更高估值下完成新一轮融资(律师正在为这些交易起草文件),你就会将这些增值部分标记在账面上。它等于未实现收益加上已分配收益的总和。
但真正重要的是DPI(Distributions to Paid-In,即现金分配倍数),它衡量基金已实际返还给LP的现金回报。如果一只基金的推介材料封面上看不到DPI数据,我们往往会直接打个问号。
安德鲁·雷蒙德:这反而是个巨大机会。设想一下,如果Bob要募集新一期基金,而他的LP中有不少是来自微软、亚马逊等公司的个人投资者,他们可能会连续跟投三只DPI很低的基金。
但到某个节点,这些LP会说:“如果你还想从我们这里拿50万美元,请先返点现金,我们再投入下一轮。”
这时,我们就能介入,帮他们梳理投资组合,把DPI提到1倍,让他们有信心回去再说服老LP继续投资。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以较上轮估值打七折的价格入场——哪怕公司的营收还在增长。
斯科特·斯梅德雷斯曼:可现实恰好相反。LP对当下市场依旧犹豫不决,就像买卖价差一样,需要通过更多流动性来重新调整。
讽刺的是,现在其实是非常适合投资的时机——无论是对我们,还是对LP而言。
我们很可能在这一期基金中看到多年内最出色的表现,肯定优于2018、2019、2020年间那些失败的押注。
但就像加密货币市场的循环心态一样,LP的行为模式很难打破:比特币低于预期时,他们说“市场太差,不能投”;价格创历史新高时,他们又说“太贵了,不能投”。
安德鲁·雷蒙德:我们的策略是构建多元化投资组合:部分资金投向硅谷Sand Hill Road的头部基金,一部分投向资深OG投资人;同时将基金25%的资金拆成大量小额支票投给规模更小的基金。
这样一来,如果这些小基金后续无法再募资,我们反而能受益——不仅能获得所有的按比例增持权,还能在赢家公司后续轮中直接跟进投资。
我们既是这些基金的LP,也会向其CEO背书,证明我们是值得合作的伙伴。此外,即便是我们未必会成为LP的VC,我们也可能通过他们的引荐接触到优质项目,实现直接投资。
对那些无法为LP兑现现金回报的基金而言,二次募资难度陡增;而像我们这样能提供流动性方案的机构,则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既能以折扣价获得优质资产,又能帮其他基金改善DPI,实现双赢。
安德鲁·雷蒙德:昨晚我和一位创始人共进晚餐,他曾以80亿美元出售公司,随后在种子轮融资2500万美元,六个月后又追加了5000万美元——这一切都发生在伦敦。
他要求团队每周四天到伦敦办公室上班,并坚信全球最大的AI挑战就在这里。这在美国几乎没人这么说,得亲自来伦敦才能听到这样的观点。
尼尔·福斯特:没错。我听到的美国人往往认为AI只属于美国。但过去12个月,我们完成的交易中有50%与AI相关,显然AI早已遍布全球。
斯科特·斯梅德雷斯曼:在我的客户中,投资国际项目的多数集中在A轮、B轮及之后的阶段,这是美国早期或成长型投资者最活跃的领域。
我发现不少早期投资人对非美股权依然心存顾虑,他们对海外市场缺乏了解,不愿在美国以外聘请律师——成本太高。
安德鲁·雷蒙德:这就像税收优惠政策的差异。英国有EIS(企业投资计划),美国有QSBS(合格小企业股票)。一旦投资加拿大或英国公司,就要缴资本利得税。
斯科特·斯梅德雷斯曼:确实如此,很多种子基金的ROI逻辑都建立在免缴资本利得税的基础上,而现在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安德鲁·雷蒙德:英国的投资门槛更高。我们刚投资了Saturn,一家AI财富管理公司,这是很有战略意义的案例。
我们一直强调——如果无法创造价值,我们就不会投。相比追逐“创始人转型VC”的标签,我们更关注核心财务指标,比如10万美元的月经常性收入(约合年营收100万美元)。
如果项目收入在500万美元左右且估值合理,按10倍估值计算是5000万美元融资前估值。要拿到10倍回报,就必须在5亿美元时退出。而在成长过程中,公司往往要经历五轮以上、每轮至少10%稀释的融资。
要想获得真正可观的回报,我们更倾向投资营收在10万到50万美元区间、成长空间更大的早期项目。
尼尔·福斯特:坦率讲,英国市场的首轮融资很难,尤其对专业投资者而言。这里的新入局者不少,包括质量提升的小型家族办公室。
EIS确实改变了投资格局,但影响有限。A轮数量明显减少,不过我们也在做后期交易,其中50%以上涉及医疗健康领域的AI。
最近我们还在特拉维夫完成了一笔8000万美元的交易,与伦敦牵头的美英投资方及三家CVC达成合作。
但在后期交易中,CVC常会在临近交割时附加排他权、ROFO等苛刻条款,颇为棘手。
安德鲁·雷蒙德:在硅谷,这几年氛围一度低迷,仿佛最糟糕的官僚体系——你喜欢的餐厅关门了,买牙刷都得叫警察开门。
如今AI浪潮重新带来了活力,旧金山开始恢复,人们一晚赶三场活动的情景又回来了。
尼尔·福斯特:那纽约的氛围如何?你们在金融科技领域与华尔街的融合度更高。
斯科特·斯梅德雷斯曼:纽约一直在金融科技上有优势,这确实是我们的强项之一。
安德鲁·雷蒙德:从行业方向看,我们关注能大幅自动化人类工作流程的公司,最好由大型语言模型驱动,能替代成千上万人的工作。
比如Zive AI,我们先成了它的客户,后来领投了种子轮。它帮我们自动化了大量原本由HC Global基金管理服务处理的工作,极大节省了税务合规和会计成本。
这种模式可复制到各行业:临床试验数据可由系统直接从诊所采集并生成报告,副作用信息即时披露,实现流程重构。这类工具让财富管理者、合规团队的效率成倍提升,并降低监管风险。
地域差异深刻影响投资策略。美国市场容量大、竞争激烈;英国虽有税收优势,但市场规模有限;跨境投资机会丰富,却伴随复杂的税务与监管挑战。
真正成功的投资,需要理解并利用这些地域特性,灵活调整重点与结构,才能在不同市场中取胜。
bwin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