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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无法放之四海皆准我们应了解自己的情况
发布时间:2026-07-31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  按照产权理论,私有化就不用给保护补贴了。可是按照我前面讲的政策性负担的理论推断,私有化以后企业会有更大的积极性要保护补贴,而且会比在国有的时候多。  因为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把得到的保护补贴作为个人收入当作天经地义,私人老板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跟政府寻租。这种现象其实在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在非洲国家的转型中已

  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在国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还是私有的时候给的保护补贴多?

  按照产权理论,私有化就不用给保护补贴了。可是按照我前面讲的政策性负担的理论推断,私有化以后企业会有更大的积极性要保护补贴,而且会比在国有的时候多。

  因为私有化以后,私人老板把得到的保护补贴作为个人收入当作天经地义,私人老板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跟政府寻租。这种现象其实在前苏联、东欧、拉丁美洲,在非洲国家的转型中已大量出现。结果效率反而更低,腐败现象、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更严重。

  渐进双轨的转型虽然从当时的理论来看是最糟糕的模式,但是理解到这种扭曲是内生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通过继续给这些老的国有企业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另一方面,通过新人新办法,在稳定的前提下,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起来,这样能够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

  而且,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保护补贴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保护补贴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种转型方式也给消除转型当中的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是符合实际、比较好的转型方式,不管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来看都是这样。

  《行政管理改革》:那是不是说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缺乏实践指导意义呢?

  林毅夫:总的来讲,现代经济学在认识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问题上好像很有力量,但是在改造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方面苍白无力。最主要的原因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自发达国家,总结自发达国家的经验,自觉不自觉地把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作为前提,产业和制度作为最优。只要与它不一样,就认为是扭曲的,需要改造的。这一点值得反思。

  比如说,从发展来讲,我们看到发达国家产业非常先进,生产力水平非常高,看到发展中国家产业通常是传统农业,或者资源型产业,生产力水平低。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的内生性,没有认识到这个产业结构是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其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不一样形成的。

  如果没有认识到这种结构的内生性,很简单地把发达国家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当做我们应该直接学习、发展的目标,在转型上则没有认识到各种扭曲的内生性,导致很多好心干坏事的情形。

  不仅在发展和转型上是这样,在经济运行上,这种对发展阶段结构差异的内生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形成的理论也经常会好心干坏事。举个例子,经济中金融至关重要,金融就像血液,金融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现代金融经济学讨论的所谓现代金融,指的大多是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大银行、公司债、金融工程、金融创新,这些金融安排适合于发达国家但未必符合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需要。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在世界的最前沿,资本投入大,如果要继续发展,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必须自己发明,发明的投入和风险都非常大。为这样的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安排要能够动员大量的资本和分散风险。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大银行、公司债,是很适合这样的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的需要。

  但是,发展中国家70%、80%,甚至90%的生产活动是传统农业里的小农户,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要的资本普遍不大,所用的技术一般是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一般是成熟的产品,风险主要是这些经营者、企业家是否有经营能力、是否可靠,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公司债是不合适的,是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的。简单照搬西方那套理论会迷失了我们在发展和转型中的机遇和挑战。

  《行政管理改革》:您一直强调,我们不管是在经济发展、经济转型还是在经济运行上需要把不同的发展阶段的特性弄清楚。知道这个发展阶段采取什么样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才能够形成竞争优势,以及怎么样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林毅夫:这些年我从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反思中认识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都是总结自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发达国家的阶段作为暗含的前提,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阶段和结构的差异性,这些理论在认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似乎很有力量,但是,在改造发展中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上苍白无力,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总结于发展中国家自己成败经验的理论,我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一个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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