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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赋能绿色发展:聚焦气候投融资挑战和优化路径
发布时间:2026-09-29
 习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以绿色化、低碳化为显著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引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增长动能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动力。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以金融力量赋能绿色发展,既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机构抢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窗口、构筑长期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高温、干旱

  习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以绿色化、低碳化为显著特征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引领我国未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增长动能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动力。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以金融力量赋能绿色发展,既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金融机构抢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窗口、构筑长期核心竞争力的战略选择。

  近年来,席卷全球的高温、干旱、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不仅对生态环境与实体经济造成直接冲击,还会进一步通过扰动宏微观经济表现对政策安排形成约束,因此各国对气候领域金融活动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见图)。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目标纵深推进、《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谋划落地、中国人民银行绿色金融制度框架不断健全的多重现实背景下,气候投融资作为我国绿色金融的核心细分领域,正成为撬动社会资本向节能减排转型、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气候适应型项目开发的重要抓手。本文聚焦我国气候投融资项目发展现状和融资挑战,结合前沿科技发展趋势,提出气候投融资优化路径和政策建议。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签署十年来,我国绿色发展与气候治理逐步由政策性外部约束转化为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内生驱动力,而气候投融资也逐渐进入顶层制度完善、市场规模扩容、参与主体多元、试点纵深推进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据气候政策倡议组织(CPI)测算,2019年以来,发达经济体与中国气候融资合计占全球总规模的80%。2024年,我国气候融资规模达到7310亿美元,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体量最大的气候融资主体。

  顶层制度设计层面,2020年10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首次从顶层制度层面明确了气候投融资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与实施路径。金融标准完善层面,监管部门修订出台《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统一了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统计标准,扩容气候支持范围,水利防灾、生态修复、韧性基建等气候适应类项目正式纳入支持范围。地方实践落地层面,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部署开展23个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截至2025年末,全国气候投融资地方试点项目库入库及储备项目超6300个,涉及总投资超4万亿元,累计授信规模约6000亿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层面,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委制定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建立国内统一的企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气候风险识别、项目价值研判提供重要的微观信息基础。中长期战略层面,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气候项目规模化、规范化落地提供了清晰的顶层政策指引。

  从结构分析看,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两类项目的风险属性、收益周期与商业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气候减缓项目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为核心,覆盖可再生能源开发、工业节能降碳、低碳交通、绿色建筑、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赛道。核心还款来源包括项目运营的经营性现金流,叠加碳配额、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等碳资产交易增值收益,经过近十年发展,商业模式趋向成熟。

  而气候适应类项目,例如水利防灾、生态修复、城市韧性改造、农业气候适配等项目公共属性突出,直接经营性现金流有限,还款来源依赖财政资金、政府购买服务与专项补贴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带来“搭便车”等道德风险,导致该类项目面临市场化资本吸引力不足的现实约束。

  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2025年中国气候投融资报告》显示,气候金融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系统、交通运输以及建筑和基础设施三大领域,气候变化减缓项目资金占比约90%,气候适应型项目融资供给长期偏弱。融资工具方面,商业银行信贷、债券等债务型融资占据主导地位,股权投资、产业基金、风险资本等权益类融资占比偏低。

  (一)评价体系标准化建设的挑战。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气候项目分类标准与气候韧性量化指标体系,各类制度规则、认定标准均以碳减排核算为核心。在指标体系构建中,气候变化减缓项目核算指标边界集中,主要围绕温室气体排放和能耗降幅维度开展测算。而气候适应项目覆盖海平面上升防控、极端飓风抵御、干旱洪涝缓冲、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灾害、经济、民生众多领域,评价维度复杂和量化难度高导致金融机构气候投融资标准化评价体系呈现“重减排、轻适应”的格局。

  (二)精准量化风险识别、定价与管理的挑战。从风险类型来看,气候风险可以划分为转型风险与物理风险两大类别。以商业银行为例,在转型风险层面,政策、技术与市场转向低碳发展将对存量高碳资产形成价值冲击。如何把外部碳成本有效内化至信贷审批、授信额度管理、贷后存续期风险管理全业务链条,对银行资产负债精细化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物理风险层面,极端气候属于低频高损的尾部风险,依托历史气象灾害数据难以推演数十年的气候演变趋势,同时,此类风险具有跨区域、跨行业、跨期限传染的特点,将进一步放大量化评估难度。研究显示,气候物理风险冲击会通过影响偿付能力和抵押品价值渠道向商业银行信贷端传导,推动银行不良贷款率显著升高。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冲击对农户和中小微企业的影响更显著。例如,暴雨、台风、洪涝等气候灾害损毁厂房、设备、农田、存货,造成企业停产、居民收入下滑,将直接影响借款人的还款现金流和风险缓释措施覆盖情况。因此,充分考量此类风险,建立物理风险对资产质量波动、风险识别、定价和管控的量化管理,在厄尔尼诺现象快速演进的当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气候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挑战。气候项目期限结构错配矛盾突出。气候项目整体建设运营周期偏长,风电光伏等气候减缓项目的投资回收周期分布在5至8年左右,气候适应项目公共品属性更强,投资回收周期分布在15至30年左右,对应的项目贷款平均期限也较长。然而,国内银行负债端期限较短,商业银行发行的绿色金融债中90%期限为3年期,5年期占比仅为6.6%,负债端低成本绿色资金来源有限,商业银行投放超长期限信贷产品以匹配气候项目运营周期就存在一定挑战。

  (四)气候转型成本公正承担的挑战。气候治理的收益具有跨区域外溢特征,其综合效益由全社会共享,但低碳转型、气候韧性改造的刚性成本在区域、行业、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差距显著。例如,灾害高暴露区域、传统高碳产业集聚区的转型改造投入更高,却可能面临地方财政实力、区域金融资源禀赋不足的约束。以减排成本为例,我国各省份碳排放总量差距最高可达20倍,但边际减排成本区域分化显著:东部地区边际减排成本每吨约1874.5元,中部和西部每吨分别约为1419.9元和979.4元。面对转型成本的差异,公正转型专项财政补偿、区域差异化金融激励政策不足,或带来欠发达地区气候项目的落地阻力。

  (五)跨部门协同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开展气候投融资工作涉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气象局等多个主管部门,覆盖顶层制度设计、产业扶持引导、金融激励实施、灾害风险防控、碳资产管理等多重职能。当前,我国已经建立多部门协调工作机制,但在项目入库认定、绩效评价、财政补贴、金融激励等具体规则上尚未完全实现衔接互认,实践中仍存在数据壁垒。例如,气象部门灾害监测数据、生态环境部门生态价值核算成果等关键公共数据,常态化合规向金融机构开放共享的渠道尚不健全,金融机构开展气候风险量化评估与气候投融资项目价值测算存在现实约束。

  (一)以数字化、智能化金融科技方案筑牢风险管理底座。一是开展常态化气候压力测试。构建金融机构气候风险数字风控平台,实现气候物理风险、转型风险的动态预警、压力测试与碳成本内化测算,为项目准入、信贷审批、贷后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撑。建立常态化气候风险情景压力测试机制,针对台风、暴雨、洪涝、干旱等气象灾害设置模拟情景,定期测算气候风险对资产不良率、资本充足率的冲击。

  二是构建跨部门气象-金融数据交互机制。构建气象-信贷融合数据共享平台,打通气象灾害监测、流域风险地图与企业信贷的数据接口,创新利用卫星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对存量项目开展气候风险暴露分级,解决生态、气象、金融部门数据孤岛的问题,为气候项目全周期数字化核验、风险潜质排查提供底层数据支持。

  (二)构建多层次绿色投资体系,提升全生命周期融资接续能力。一是充分发挥各级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杠杆撬动效能,布局设立气候科创专项子基金,聚焦气候适应关键技术、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绿氢制备等前沿低碳赛道,赋能领域内初创型科技企业,以权益类长期资本弥补市场化股权投资缺位。优化创投税收激励政策,鼓励保险资金、养老金等中长期资本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布局气候创新领域。

  二是构建“创投+投贷联动+绿色融资”全生命周期接续融资机制。初创阶段依托股权投资、科技担保提供风险容忍度较高的权益类资金支持;成果转化阶段创新运用科创绿色贷款、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金融产品,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探索碳权益质押等新型增信担保模式,赋能企业降本增效;规模化运营阶段推动项目对接绿色资产证券化、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资本化工具,打通成熟绿色项目的市场化退出与再融资渠道。

  三是注重健全多层次风险分担与风险防控机制。扩大科技风险补偿资金池规模,定向支持气候科创贷款风险补偿。丰富科技保险、气候巨灾保险产品,对冲极端气候冲击、技术迭代带来的经营风险。建立金融机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常态化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充分识别气候科创项目潜在风险,平衡创新支持与风险防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三)统筹国内实践与全球气候投融资合作。一是推动绿色金融标准的衔接与互认。一方面,借鉴赤道原则、绿色贷款原则、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等国际认可度较高的绿色信贷准则,完善我国跨境气候信贷业务实操规范;另一方面,依托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以及中欧—新加坡《多边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等工具,推进不同司法辖区气候减缓、气候适应相关项目标准双向对标互认,统一跨境项目碳核算、气候效益评估的参考口径,降低项目出海融资的合规成本,畅通绿色资产跨境认定、估值与交易通道。

  二是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支撑作用,完善全球气候治理资金供给。当前,多边开发银行是发展中国家获取气候资金最重要的来源,也是搭建国际气候投融资体系、撬动多元资本投向气候行动的核心载体。面对日趋严峻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仍存在气候资金供给规模有限、资金投放与气候脆弱经济体需求错配、气候行动雄心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现实短板。应当看到,跨境气候投融资可持续的根基在于项目商业可行性与稳定还款来源,大量气候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科技创新项目回报周期长,部分项目直接现金流偏弱,单纯依靠商业资本难以充分覆盖。因此,建议一方面依托我国现有政策性银行加强境内外气候项目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多边开发银行机制改革优化,完善混合融资等工具设计,拓宽国际气候资金有效供给通道。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践行者,我国积极携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绿色建设,与多国签署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为降碳减排贡献中国方案。同时,中国气象局打造的“妈祖”气象智能方案,已在7个国家实现本地部署,可供40余个国家和地区气象部门云端调用。今年发布的“妈祖”风云卫星AI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观测能力与AI算法深度结合,不仅服务国内气候风险研判与气候项目评估,也为全球气候预警和跨国气候合作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③鲁政委,钱立华,方琦.《银行绿色资产负债管理面临的挑战》.《中国金融》2026年第14期.

  ④安国俊,陈泽南,梅德文.《“双碳”目标下气候投融资最优路径探讨》.《南方金融》2022年总5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