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还在追求持续性的稳定工作,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渴望弹性工时,甚至自主创业。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还是各国学习的范本,而现在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开始探索新的本国发展道路。全球化的盛行与平台经济的兴起,令非典型雇佣劳动方式的传播与应用更加迅猛。自动化促使我们开始重新审视未来工作对于个人与社会有什么新的意义。原子化改变着雇佣方式与劳动方式,工会的传统作用面临挑战。面对此,一场全球性的想象拉开帷幕。
为了迎接国际劳工组织100周年纪念日,2017年4月6日至7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全球对话论坛(ILO’s Global Dialogue)。这次的主题是“未来,我们想要的工作”(The Future of Work We Want)。来自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研究者,政府代表,以及雇主代表和劳工组织的代表,近700位人士参加了此次论坛。通过聆听各界的声音,交流多元的观点,一同开启对未来工作的想象。这次全球对话论坛旨在对时代重大变迁下的各个推进因素进行更深入的交流与理解,如科技创新,工作与生产的组织形式的变化,全球化,气候变化,制度环境,人口和迁移等。面对这些变化,我们需要意识到制定有效政策的重要性,以使未来的工作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国际劳工组织更加期望一个全球团体的建立,主要通过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社会对话(Social Dialogue),携手共建未来的工作,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上期推送我们通过Robert Skidelsky的主题演讲了解了学界对科技时代下工作与休闲的关系,工时的发展趋势的看法。本期将介绍论坛的第一个讨论话题——工作与社会(Work and Society)。这个议题主要就工作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影响作用的变化,新兴工作形式展开对话,如临时工和分享经济正挑战着传统的标准就业形式(standard forms of employment)。
工作的概念是从哲学、社会学、历史与法律中逐渐形成的。回顾历史,工作并不总拥有美好的定义。在古希腊时代,工作就意味着奴役,不工作就代表着自由。后来,在新教徒的职业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中把共同协作和工作诠释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以及社会融合的方式,使得工作又有了美好的定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更多社会的意涵注入工作的概念中,人们对工作的理解和态度正悄然改变。社会学家曾预言“20世纪90年代工作将会终结”。然而,两千多年后,工作依然存在,甚至其对个人与社会的重要作用愈发不容忽视。这其中不得不归因于工作所带来的外在价值——人们渴望从工作中收获安心感,社会融合,个人自由以及自主权。
在西方,理想的工作应该具备这些要素:相对安全,高水平收入,社会提供的就业保护。工作与休闲的平衡是经常被考虑的方面。但这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而言是难以实现的。在那里,工作充斥着危险性,不稳定性,不付薪的工作(常在女性中产生)随处可见,即使付薪也常常工作超时,而且社会保护措施没有健全。因而,那里的人们对工作的理解还是模糊的:人们可能死于工作,可能在工作中意外身亡,可能在求职中死去,也可能因为没有任何工作而死去。
放眼全球,每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有的已经站在创新科技的前沿,有的还在奋力追赶,因此各自想象的“未来”也截然不同。目前,是那些站在前沿的国家或者接近前沿的国家主导着对“未来工作”的想象。所以,非常需要新的方式,多元的视角想象未来的工作——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应该加入。一方面,在非洲国家看来,如果追寻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轨迹,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将需要带来巨大的成本。另一方便,西方社会开始质疑技术,而过去他们已经证明了创造和控制它的能力。虽然,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值得借鉴,但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不能再只为西方所用,如促进消费,提供人口老龄化服务,或把电子废弃物丢给发展中国家。未来探讨议题的时候要放眼全球,全球考量。
雇佣劳动已经存在已久。20世纪后半叶,典型雇佣关系是雇佣关系中最高级的形式,主要以男性居多,需要全职,因为这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方式,足够的工资可以养活家庭,同时也拥有了各项权利和社会保障,因此很多人选择终身进入典型雇佣关系中。但不然,这种雇佣关系仅仅在世界范围内的少数国家盛行,如欧洲,北美,日本以及澳洲。
眼下,我们正目睹一种新的雇佣关系慢慢试行。典型雇佣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多的非典型雇佣关系开始产生。因此,有酬劳动的形式开始多样化,从传统雇佣到非独立或独立的个体经营,以及形式多样的临时工。数字经济的产生促使传统雇佣关系开始松动,虽然这还不是主流,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另外,雇主可能是间接性指派任务(indirect),或不会露面(invisible),甚至完全无法触及(disappears),但任何工作职责的归属仍然保持明确。
由于传统雇佣关系的改变,工会的作用随之也面临新的挑战。“看不见的”雇主(disappearance/invisibility of the employer)将弱化工会的地位,工会人员也会减少。在本场对未来工作的全球讨论中,肯定了工会是20世纪适应传统雇佣关系的一种工具,但在21世纪,特别是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在不断变化的工作方式中,再用以往工会的方式保护工人,方法略显过时。
过去,工会在典型雇佣关系的成功表现值得肯定,那么未来将会如何?工会代表表示,他们已经开始组织新的团体,如全球产业链上的工人,个体经营者,在数字经济(如传媒产业)中工作的人等,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强烈反对的声音。工会相信,他们仍代表着工人最响亮的声音,如果削弱工会的力量势必会造成经济形势的走衰,劳工在社会政治环境中更加处于弱势,同时影响社会安定。面对如今激增的全球不平等现象,以及多样化的工作形式,我们迫切需要一次次劳工和雇主之间的对话,这是民主进程的需要,有利于雇主调解对生产收益的控制。民主,对于工会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另外,合作社(cooperatives)也应该在其中发挥作用。
如今,发达国家面临着非典型雇佣比例的增多,未充分就业现象,以及税收被限制用于社会保障等问题。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还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他们才会面临这些问题。但如果换一个思路,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按部就班地步发达国家的后尘进行发展。那么,灵活就业(flexibilization of labour)将成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投资的直接使用方式。当前,发达国家正面临这社会环境走衰的态势,也许,可以放眼南部(the Global South),看看在世界的南面,那些国家有什么妙招。
劳动力市场的改变很有可能会激增不平等现象,这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机器人自动化将加快社会发展的脚步,资本利润率将不断提升,利润金融化而非用于生产投资,因此将出现货币过剩的现象,而其会在制度中产生作用,而不会用于生产目的。因此,可以从财政政策上控制不平等现象的激增,促进生产。拉丁美洲的再分配政策就值得发达国家学习。在巴西,就成功将资本家的收入再分配到劳工手中。
在通往未来工作的转运带上会有不同的应对战略,但目前急需关注的有两个方面。第一,工作的意涵需要不断拓宽,多重意义与层次需要不断挖掘。同时无薪酬工作,特别是其中的照料工作,也应该被纳入工作范畴,拓宽传统工作意涵。因此工作不仅限于雇佣劳动的含义。第二,科技应该被视为社会生产力,而其相对负面的效应,如减少就业,可以通过发起社会议题的探讨来加以解决。一些西方国家已经逐步实行一些方法来应对科技带来的变化,比如搭建平台,允许劳工代表和雇主进行直接对话,共同探讨工作环境和工作权利(特别是专业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的权利)。再者,建立规范的言论发表,正确引导各团体。同时,制定人工智能的伦理规定,有助于拓宽人工智能的应用。法国已经先人一步进行了这项举措,在新科技领域开展了一场“伦理对话”(ethical dialogue)。最后不得不提议,国际劳工组织要开始准备一套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规范标准。
社论译介作品,欢迎投稿、个人转发朋友圈,自媒体、媒体、机构转载请申请授权,联系邮箱,注明“机构名称+转载”。